陈国华文
20年前的5月11日，《光明日报》在头版刊发了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，由此引发了那场席卷神州大地的大讨论。文章发表时署名“本报特约评论员”，作者、编辑、参与者等多不为人们所知。
胡福明1978年在南京写文章时，只有43岁。“文革”一开始，他就被打成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“黑帮分子”，被批斗、游街、扫厕所，做学问的日子被荒废了。在揭批“四人帮”的大会上，他之所以能够第一个站出来发言，就源于对“四人帮”滔天罪行及“文革”过程的重新认识和反思。
胡福明说：“那个时候就想找一个突破口，找一个下笔的地方。如果不在理论问题上拨乱反正，很多事情就无法扭转。”在一次研讨会上，《光明日报》哲学组组长王强华约他写文章，促使他开始构思文章的构架。1977年闷热的夏天，他在医院里每天陪伴住院的妻子，夜晚就在医院走廊里看书，整理资料，终于写成初稿。九月初的一天，他将信稿投入绿色的邮筒。
胡福明不愿细谈过去，他一再表示：“国家向前走，大家向前走。一味向后看，没有出息。”1982年他离开南京大学哲学系，被任命为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。1984年又担任省委常委，一干12年。1995年后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。
经过几个月来回修改，稿子终于于1978年4月10日拼成文章大样。总编辑杨西光读了大样后，立即把王强华叫去，要求把文章从专刊换到头版发表，同时做重大修改。杨西光连连说道：“这样登在哲学版上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！”
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理论室研究组正在撰写立意相近的文章，当即让王强华、胡福明与他们一起共同讨论文章的修改。他表示，谁先搞好文章，就先发谁的。小平同志早在1977年5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就批评了“两个凡是”，但一直没有向下传达，基层许多同志都不了解。因此，杨西光把这个重要意见传达后，人们豁然开朗。于是，在后来的修改稿中，添加了批评“两个凡是”的内容，虽然写得含蓄，但其现实针对性格外引人注目，成为后来人们家喻户晓的句子。
当时60多岁的杨西光曾对友人说：“这么长时间失去工作，就想干出一点事。岁数大了，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”文章发表前，夫人季宝卿有些担心，杨西光说：“我60多岁了，没什么怕的。”文章发表后，大家都很支持，但也遭受了很大的压力。他告诉夫人：“你要做好准备，我是要负全部责任。”
王强华回忆，在那些特殊日子里，杨西光的神色比较严肃，很少说话。有一次见他在办公室里自言自语：大不了把“乌纱帽”丢了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！
直到6月2日晚，杨西光得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大会上做了重要讲话，心里那块石头才真正落了地。
发表这篇文章被杨西光视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他曾深情地说过：“去《光明日报》是值得的。”1989年，杨西光病逝。
《光明日报》1978年4月份订数是68万份，7月份历来由于学校放假而减少份数，但由于大量刊登真理标准讨论的稿件，这次却攀升到89万份，次年1月升至140多万份。
罗瑞卿得知此事后，指示《解放军报》说，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是一篇好文章；又说，小平同志的讲话太好了，要想办法再发好文章，你们要投入这个战斗，跟《光明日报》并肩作战。并要求社长华楠、副社长姚远方，把邓小平讲话精神揉进文章中。他去德国治腿病，上飞机前对姚远方说：“有问题，打板子就打我！”可惜一代名将倒在了手术台上。
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，影响了中国政治格局和发展走向。20年来走过的历程证明了当年一位中央领导人说过的一句评价：“这篇文章将载入历史！”
